天水伏羲庙匾额中蕴藏的文化内涵(2)

　　该匾悬于天水伏羲庙大门前牌坊正中。长3.5米，宽1.25米，厚0.12米。素边，匾心白底蓝字，上下款朱书。此匾有双上款和双下款。第一个上款为“乾隆辛酉孟秋既望”，下款为“湟中观察使者辽海杨应琚薰沐敬书”；第二个上款为“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五月吉旦”；下款为“中宪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公重建”。

　　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载：太昊宫旧榜已失，会今制府杨公过此，易题名“开天明道”。这段话说明，伏羲庙大门牌坊原来匾额是“太昊宫”，后来不在了，恰好时任湟中观察使的杨应琚路过天水，于是就请他题写了“开天明道”四字。

　　因此，第一个上下款记载的是该匾最初的题写时间和作者，即“乾隆辛酉孟秋既望”——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十五日，杨应琚敬书。第二个上下款记载的是时隔66年后，即“嘉庆十二年（1807年）岁次丁卯五月吉旦”，时任秦州知州王赐均修葺伏羲庙时重新刻立此匾的时间。

　　“开天明道”四字，总结了伏羲氏的历史功绩。开，即开辟、开创；开天，为开天辟地之意，指伏羲首创八卦，从此混沌的宇宙空间有了天地之分。明，即阐明的意思；道，即规律、法则，也就是《易经》所说的“性命之理”。《易经·说卦》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以，明道，即阐明天地万物运动规律和人类死生伦理法则。综上所述，“开天明道”四字，概括了伏羲首创八卦的丰功伟绩，赞颂了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杨应琚（1696年—1766年），字佩之，号松门。出生于青海西宁，辽海汉军正白旗人。雍正七年（1729年）由荫生授户部员外郎。乾隆时，擢山西河东道，寻调甘肃西宁道。乾隆十一年（1746年），杨应琚与刘洪绪、陈捐俸在西宁东关创设回民社学，开了青海创办民族教育的先河。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的《西宁府新志》，弥补了“边地质野，文献无征”的缺憾，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及后人研究青海地方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1754年—1757年期间，奉旨接替策楞担任两广总督，是兼辖广西地区的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亦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后调闽浙总督，再移陕甘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任云贵总督。时滇缅间土司屡与缅人冲突，他到任后，督师攻缅。战败且虚报战功，被清廷召还，削籍逮问勒令自尽。

　　“开天立极”匾

　　该匾悬于天水伏羲庙先天殿东侧门之上。长3.38米，宽1.6米，厚0.12米。匾文蓝底金字，上款为“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己未仲秋谷旦”，下款为“巡抚甘肃都察院佥都御史元展成敬题并书”。四边框有浮雕图案，上边框为双龙戏珠，间施云纹，下边框为双龙戏珠，间施海水纹，两侧边为翔龙和云纹图案。

　　“开天立极”中的开天，为开天辟地之意；立极，指开创基业，建立帝业。《旧唐书·辛替否传》：“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宋·朱熹《〈大学章句〉序》：“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开天立极”指伏羲始作八卦，一画开天，揭示了“天地”“乾坤”“阴阳”之道，为人们树立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己未仲秋”，即1739年秋季的第二个月。“谷旦”一词源自《诗经·陈风·东之门》，诗中有：“谷旦於差，东方之源”之说。《毛传》解说：“谷，善也。”《辞海》中的“谷旦”，是表示晴朗美好的日子，即良辰之意。除了“谷旦”外，有些匾额用“吉旦”“吉日”等词汇，意义都与“谷旦”相同。

　　匾额题写者元展成，生卒记载不详。曾担任贵州巡抚，主要从事贵州之军政事务；1737年—1741年时任巡抚甘肃都察院佥都御史。“都察院”是明清两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级别与六部相同。主要负责官员为左右都御史二人，左右副都御史二人，左右佥都御史四人（官阶约为正四品）。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清代改以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以方便其行事。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合称为科道。乾隆十三年（1748年），废左佥都御史。

　　“文明肇启”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