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一枝独秀的甘肃手工制造技术

　　采桑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前凉政权铸造的“凉造新泉”钱

　　二牛抬杠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彩绘木连枝灯 魏晋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内地战乱不息，甘肃在高山大河的屏蔽下相对安定。史载“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晋书·张轨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为躲避战乱，大量关中、中原内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逃来河西陇右，同时，他们将中原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过来，使甘肃的手工制造技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中国传统技术文化留下亮丽的一页。

　　官手工业作坊和冶铁铸造技术

　　官手工业是专为各割据政权宫廷、官府或军需服务的，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固定的作坊、工匠，技术水平相对较高。魏晋十六国北朝官手工业的组织管理系统，大致是魏依汉制，晋依魏制，十六国北朝也都是沿袭汉晋官手工业管理体制。当时尽管戎马倥偬，“无日不战”，但各地方或割据政权对生活用品、奢侈品、办公用品及军需品的需求不仅未减，还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官工匠的来源大抵有三类：一是国家户籍上单列的工匠户；二是罚作官工匠的“罪犯”；三是掌握一定技艺的战俘。这些工匠社会地位极低，国家不准他们做官，不准穿锦绣，不能与王公贵族及士民之家通婚，犯者就要治罪，可见当时的工匠就是在等同于奴隶的社会地位下，从事和推动着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甘肃的官手工业门类，主要有礼器、祭器、冠带袍靴、车辇乘舆、旌旗幡幢伞盖、法物仪仗、杂物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用料昂贵，制作精良，技艺要求高，能代表一个政权、一个地区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据《十六国春秋·后凉录二》记载，后凉吕纂在位时（公元399年—401年），盗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酒器）、白玉樽、能容三升的酒杯觚（gū）、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水陆奇珍等，多得不可胜纪。各样宝物制作水平都很高。这些器物，有的是西域各国的贡品，或从中原内地买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割据政权官作坊的产品。类似物品甘肃境内其他诸凉、诸秦政权也有制作。

　　魏晋十六国北朝，甘肃的冶铁铸造技术主要有铸钱、金属器物、兵器制造等。金属冶铸是各政权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冶金和制造器物技术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割据政权的国力，因此各族政权都很重视。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记载：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姚兴使姚硕德率陇右诸军讨伐西秦乞伏乾归，他自己也率军后随，“乾归败走，降其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乞伏乾归（公元388年—412年）为了武装军队，需要制造巨大数量的马铠。一次战争，就能配备六万副马铠，其他兵器、金属军需品制造量之大可想而知。没有庞大的金属冶炼和锻铸体系，各政权就无法满足这类军用品。

　　有些武器、军需品的制作，技术含量很高。《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记载：建初二年（公元406年），西凉主李暠“造珠碧刀二口，铭其背曰‘百胜’，隶书。”珠碧，意为珠宝。这是在刀柄上镶嵌珠宝，在刀背上用隶体镂刻“百胜”二字的两把刀，寓意百战百胜。虽然记载未讲刀的锋利程度，但仅从其装饰来看，殊非一般技术所能胜任。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中，有戟式双刃陌刀、长矛、环首刀、弓箭及盾的图像，应当是现实社会所用武器的形象反映，有很高的技术研究价值。

　　造船和工具、用具制造技艺

　　宫廷、官府及军事运输，都需要大量的舟车。前秦晚期，敦煌人郭瑀和索嘏（gǔ）“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 以响应在酒泉起兵的王穆（《晋书·郭瑀传》）。南凉秃发傉檀弘昌六年(公元407年)，秃发傉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西郡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类此运输规模，必须有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娴熟的运输技巧。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薄骨律镇（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镇将刁雍奉诏与高平（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统万（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等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以供军粮”。刁雍筹算，用车运输，50万斛粮食三年才能运到沃野镇，用时太长，定会耽误军需。为减轻运输负担，加快运输速度，刁雍建议在牵屯山（又叫鸡头山、笄头山、崆峒山、簿洛山，在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运二十万斛……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这一省时省工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将车运改为船运，原本用时三年的运输任务只几个月就完成了，难怪政府“永以为式”（《魏书·刁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