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黄永玉

　      网上关于黄永玉的评论多矣，什么“老顽童”“赤子”“最好玩儿的人”、率真、畅快、恣肆……人们毫不吝啬地把世间的好词都堆在老人家面前，却总不及他自己说得好——还是去读他的诗集吧！

　　黄老在《如何培养一个坏人》中故弄玄虚地声张，培养一个坏人和培养一个好人完全一样！真可怕！但是，培养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却难了：需得在屈原的故乡被彪悍又柔情的民风浸染过；再经历战乱，在大半个中国辗转，尝过人世的艰辛和暖意；最重要的是爱上木刻，夜以继日地发疯画、发疯刻，遍访师友，酿成《天阳下的风景》，向那些“比我老的老头”学着从艺和做人的道理；还得在下放劳动时，画荷花速写8000张；在七十岁时远赴言语不通的意大利，《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不眠不休地画画、雕塑、写作；到了九十鲐背之年也不能休息，要开笔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一天不休，写上262万字……这本编年体的诗歌集，凝聚了黄老大半生光阴。

　　有时在纷攘中，我不禁想：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黄永玉？

　　黄老的一生，似乎从来没有遇到中国文人那种出世入世的烦恼。对待每一个时代，他都热烈地投入，全情地交付。

　　他一直是入世的。40年代，以木刻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50年代，在香港时为电车工人大罢工写诗：“大动脉繁荣都市，繁荣了/吸血者的肚皮，另一面，繁荣了/一千几百个/以及无数一千几百个的/胃溃疡和肺结核。”（《无名街报告书》）60年代，祖国大建设时期，他听说猫头鹰是捕鼠能手，画下一张张画，题名《一吨》《四吨》，却被批为“黑画”，就此卷入时代风雨。70年代末期，从旧金山回国途中，他写下《从远古到今天——致新泽西的小屋》：“我这么想，/一定！为了祖国，/像你们那样生活，/那样工作，/那样爱，/以至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一切……”。“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他倾情写道：“妈妈，死去与活着的儿女们/无论在哪里都思念你。/饿了把希望当饭，/干渴把信心当水，/相信终有一天会拥抱你。”（《妈妈，我回来了！》）80年代，《黄土地》上映，勾起黄老半生回忆，他热烈地称颂黄土地上八路军的坚实脚步，写道：“唉！/我十六岁也曾打算过，/走什么路能上延安？/如今我/六十岁了，/心灵的脚步/在‘黄土地’上蹒跚。”

　　各种对黄老的记述文章中，少有人写到他的“与祖国共忧患，与时代同风雨”，因为这本诗集，我们才得窥黄老的这一面。艺术的激情源自于爱，生命的饱满源自于个体与时代、家国、故园的融合。

　　“挣够了钱，早点退休”这一类现代人的目标从未出现在黄老的心里。黄老毕生的理想现在还留在故乡老屋的墙上——“我们在一起，大家有事做。”充分享受情义、充实地做事就是毕生理想。假如我辈能如黄老一般，将自己交付给时代、国家、人民，哪怕只如萤火照亮尺寸之地，亦不会觉得人生漫长，只待退休。

　　无疑，黄老又是出世的，这一点为世人激赏最多，借老人家自己的诗句就是“从没见过这样沉重的轻盈”。（语出诗歌《读刘焕章雕塑》）恰是因为搏击过生活的浪涛，比平常人尝过更多苦难，才能酿出慰藉凡人心肠的欢乐。“近的、远的路，/面前的和遥远的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稔熟和陌生的路，/繁花和荆棘编成的路，/宽坦和崎岖的路……/鸟，在天上，/管什么人踩出的意义！”（《路》）不管遇到什么路，只消用“鸟在天上”的心态去面对就好了。艺术家就是教给我们“站在苦难边边上”的人。

　　假如有人正身处生命中色调最黑、最暗、最不知明天的日子，不妨读读黄老在“文革”中写下的诗歌：“如果，/眼瞎了，/手脚断了，/喉咙也哑了……/我，就活着，/用心灵狠狠地思想。/如果，/把我切成碎块，/我就在每一个碎块里微笑。”然而这首诗的题目叫《哑不了，也瞎不了》。不管怎样的折磨，只要拿出“在每一个碎块里微笑”这样恶狠狠的坚强，还有什么战胜不了？要是狠不起来，不妨换个路径，来首打油诗，把平凡的日常润色一番，自我博个解颐一笑。“早上一过到中午，/中午一过到晚上”，这种感觉熟不熟？正是黄老下放农村时写的，打油诗笔法竟将牛棚生活写得津津有味：照顾小鸡饮食起居，“又怕冷了小宝贝，又怕坏了小肚肠”；给公鸡母鸡分栏，“小子姑娘大起来，起居总得有间房”“屋里要有脚手架，还要空气和阳光” ……（《养鸡也是一堂课——三年农村劳动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