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塑造中华文化的礼乐之乐(4)

　　《中兴礼书》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学者也尝试着进行翻译，其成果却不断遭到质疑。除技术因素外，古今音乐观念的差异是主要原因。至上世纪2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记谱法、作曲法为核心的技术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在绝对音高记谱法的理念、旋律线条的追求、调式规则节奏、形态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21世纪初，杭州师范大学田耀农教授主持了雅乐复建工程，吸收古乐研究专家邱之稑、杨荫浏等的乐谱考证和翻译成果，完成了六部雅乐代表作的表演，从《中兴礼书》和《风雅十二诗谱》中，选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进行了实验性的译配和表演，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乐终于复现在南宋古都杭州。

　　周代以来，确立了以雅乐重器“乐悬”为中心的乐律“国家标准”，使雅乐成为中国乐文化的“基因”。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为我国乐律学研究最详尽的素材和宝贵样本，其编钟和编磬上音律铭文凿凿，正鼓和侧鼓部位都刻有乐律铭文，钟体相关乐律铭文达2800余字，有曾、楚、齐、申、秦、晋等多国乐律称谓对应记录。其后历朝历代逐渐形成了以“钟”为标准音高的乐律基准音，基本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律体系和范式。汉魏时期，继承雅乐“乐悬”为基，也遵循周代定律准则，进一步统一各种音乐的用乐标准。到了隋文帝，提出“国乐以‘雅’为称……雅者，正也”，正式确立雅乐为国乐，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概念。到了北宋，宫廷上下极为重视雅乐和乐律标准，尤其是对黄钟律的音高，曾进行过六次较大调整。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六记载，仅景祐二年的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改动，就动用了7万多名专业工匠。其中金属制造工153人，木工216人，皮革工49人，制陶工16人，刮磨工91人，油漆工189人。工匠们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乐器制作、调试，做成了七整套雅乐乐器。然而使用不到三年，因为乐器音高的偏差，又重新进行制作。每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变动，意味着编钟、编磬和吹管类乐器等都得重新制作和调试。可见，如果没有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如此庞大而频繁的乐器制作工程是难以为继的。

　　活态传承与保护复建

　　南宋后，雅乐没有大的变化。明清雅乐基本上沿袭前代雅乐的风格和价值功能。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雅乐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而终止了传承，但是，雅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乐律学、规范等方面，具有引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风格。20世纪50年代，湖南浏阳的祭孔雅乐还保持着活态传承，杨荫浏先生采录了当时的表演，记录下珍贵的演出资料。20世纪80年代，曲阜孔庙学习参考浏阳祭孔雅乐形式，恢复了祭孔雅乐的表演。近年来，雅乐得以弘扬推广，如平顶山学院复建高校雅乐团，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燕国雅乐演出等。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近千名师生员工耗时三年收集了南宋雅乐的文献资料，复制了南宋雅乐乐队的乐器、服饰、仪仗，翻译了数百部南宋雅乐的乐谱和罕见的舞谱，研习排练了部分代表作品，使文献中的南宋雅乐以“歌、乐、舞”的形式再现于世，呈现南宋雅乐的古典魅力，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内涵。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创新发展雅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等都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