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塑造中华文化的礼乐之乐(2)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国家内忧外患，政权两度倾覆，深陷“靖康之乱”和败多胜少的宋金战争困局，面临“四夷不服，中国不尊”的严重社会危机。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强大的外力压迫下，宋王朝把希望寄托在寻求神灵与祖先的保佑庇护。宋金议和后，国家得到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来，因此宫廷就越加笃信神灵的力量，更加尊崇“尊王攘夷”的儒家本体文化意识和复古之风，以“复古”“正雅”为出发点，继承和发展中国礼乐教化的治国传统，谨守先王之言，严斥胡夷音声，将雅乐制作与儒家纲常伦理、阴阳五行之说紧密结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尤其重视雅乐建设，投入巨资前后进行六次改乐，“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祈求国运昌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中兴，南宋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变，雅乐的表演已经完全职业化，向着多样化和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宋代雅乐上承周秦、汉唐雅乐，下启明清、祭孔雅乐，影响深远，盛极一时，雅乐的音乐作品和演奏形式远播海外，在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等，至今都还有保留和延续。

　　金石之乐

　　由鼓、钟、磬等乐器组成的“金石之乐”，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团”。从周朝开始，鼓被誉为“八音”之首，制定了一套鼓乐的专门制度，专门设置“鼓人”官职，负责制鼓、击鼓等事务。鼓乐具有震撼力和神秘性，在天子、诸侯和贵族之间的重大典礼活动中，用鼓乐体现皇家的浩荡权威，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含义。“钟”也是极为重要的乐器，庙堂祭祀、婚冠丧祭、军事战争、宴请宾客等场合都必须用到“金奏”之乐。对于国礼而言，“鼎食”必有“钟鸣”，钟和鼎一样是最重要的礼器，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磬”由玉石制成，音色清脆明亮。编磬与编钟交相共鸣，音响“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可谓是金石齐鸣，金声玉振，雅乐清音，悦耳动听，开启了载入史册的“金石之乐”，在历史上延续了三千年之久。

　　闻名世界的曾侯乙编钟，集中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音乐声学、乐律学、冶金铸造、机械工程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全套编钟共65件，通过测音，每枚编钟均可在不同部位上敲击出相距小三度或大三度的两个音。编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和西方两百多年前莫扎特时期的钢琴音域旗鼓相当。而它的音阶结构竟与今天常见的C大调七声音阶完全相同，全套编钟的中心音，恰好就是今天钢琴上中央C这个音。从1978年出土到现在，沉睡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总共奏响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编钟出土后的三个月，恰逢建军节，成功试奏了《东方红》。听着来自远古钟磬和鸣的“金石之乐”又回荡在耳畔，感动得在场的音乐家们潸然泪下。第二次是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并现场演奏。1997年，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大型交响乐《1997:天·地·人》，编钟第三次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

　　到了两宋，雅乐乐团的编制齐整，规模更加宏大，达到了历史顶点。乐器形制遵从上古雅乐的传统，以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种材料制成，称为“八音之器”，即八个“声部”，各“部”的乐器分别为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铎;特磬、编磬;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长篴、篪、箫;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埙;晋鼓、建鼓、鼗鼓、靁鼓、靁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柷、敔等38种。乐团声部布局考究，音色配比科学，堪比现在的“交响乐团”。姜夔在《大乐议》中表述:“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指出了声部之间的平衡协调，如同今日的“乐队配器法”的原理，也像是“乐队指挥法”，指导排练演奏实践中的音量平衡、力度控制等注意事项，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将合奏时出现拍点不一致的问题，描述得惟妙惟肖。其指出“乐曲知以七律一调”“知以一律配一字”、“平、入、上、去”的歌词声调、“重、浊、轻、清”的谱曲原则等接近于今日的作曲法等音乐专业技术了。

　　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