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凡百慎交绥”谈起(2)

　　将“凡百慎交绥”强解为“谨慎用兵”（实质就是反对用兵），除了由于对基本字词训释和诗意理解的偏差外，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看待杜甫辩证的战争观，换言之是将杜甫所乐见之勇武振作与杜甫所深非的穷兵黩武相混。杜甫的确反对不义之战。玄宗统治后期的大开边衅，杜甫不仅当时即能在一片狂热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警世先声，时过境迁之后，他还充满遗憾地追议：“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悯之心沉痛展示战乱之苦的诗句，就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杜甫有“一向的反战情绪”，显然与实际不符。杜甫对战争的残酷与危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此，他又深知很多时候非以战而不能止战的道理。在面对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和西南军阀骚动这三次较为严峻的军事危机时，杜甫皆作如是观，而绝不是一味调和妥协。

　　安史之乱发生之时，在京洛一带的士人特别是陷贼者群体中，确实产生过类如后来抗战时期有些人鼓吹的“曲线救国”论调的投降主张与实践，但杜甫不仅自身不愿屈身事逆，而且在局势尚未明朗甚至出现像九节度相州惨败这样的重大反复之际，依然坚持与贼作战之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三吏”“三别”，旧说多认为题旨是伤悼战乱与悯怀百姓，但是这种伤悼悯怀，绝不会导致杜甫连支持伐叛战争的态度也会放弃。《新安吏》的最后十二句一再劝慰被迫应征的年轻壮丁，让他放心从军，其关键性的理由就是诗人认为当时王朝所进行的是一场以顺讨逆的正义战争，“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在杜甫看来，作为王朝子民，投身于此乃至付出牺牲是为义不容辞，尽管这一认识不免有历史局限，但体现出杜甫面对叛乱势力的坚决抵制态度。同样，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的吐蕃攻陷长安事件以及其后两年的西疆边防危机，也一度震动天下。史载吐蕃陷京时，“（代宗）出幸陕州，（长安）官吏藏窜，六军逃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时远在西南边隅的杜甫，一方面揪心于长安周围的“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伤春五首》其三），沉痛发出“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的责问，另一方面又激励西川主帅严武能在南线给吐蕃以牵制，“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体现在其中的主战态度都是显豁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由于严武的早逝，蜀中发生崔旰之乱，并牵连到山南一带，朝廷对此一意姑息，受命前往平乱的杜鸿渐唯知抚绥，而各地藩镇亦观望迁延，甚至诈降实叛，对此杜甫深以为非。其意在《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壮游》《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等一时之作中反复申说，历来注杜者多有发覆。如卢世傕解“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往在》）云：“时藩镇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东，布昭王命，使主将率民入关，以敌忾乎？”（《杜诗详注》引）黄生则评《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云：“时诸将连兵讨崔旰，胜负未决，杜鸿渐以节度使让旰，而使诸将各罢兵。公盖深愤此事，故于诗中吐露之曰……夫旰罪当诛，势必藉兵，今乃与诸将同拜朝命，功罪不明……必杀崔旰，愤始摅矣。”（同前引）如果取其与后来《诸将五首》诗中“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等句对读，可知杜甫在各种有害王朝安宁的内外危机临近之时，从来都力主奋进出击，坚决反对行苟安逃避之计，“凡百慎交绥”一句，意正在此。杜甫对于战争的态度，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概而论，难免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