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凡百慎交绥”谈起

　　杜甫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之《夔府书怀四十韵》末句“凡百慎交绥”，自宋人郭知达始，古今注说多据晋代杜预对《左传·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句的注解“古名退军为绥”（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认为此句表达的是诗人希望诸将奋力进攻而不可轻言退兵之意。近来有同志提出“交绥”即“交战”，“慎交绥”实为“慎交战”，杜句应解作“希冀朝廷谨慎用兵、尽快消弭兵灾的意愿”，体现出杜甫“一向的反战情绪”。（郝润华《杜诗“凡百慎交绥”意蕴索解》）据字词本义，全诗意脉以及杜甫后期身处之时局，这个新解不能成立。

　　按，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车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段氏复引《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句周生烈所作“正立执绥，所以为安”之注，引申“绥”为“凡安之称”，进而补许慎所谓“绥”字乃“从丝，妥声”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绥以妥会意，即以妥形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绥”字从求安的本义，演化为后来的通“退”，其间逻辑，唐代孔颖达有过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绥”云：“绥必是退军之名。绥训为安，盖兵书务在进取，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罪，故以绥为名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意即“绥”本作“安”解，因兵书讳言“撤退”，故以“绥”通“退”。

　　论者或举旧史及诗文文献中多处语例以证“交绥”为“交战”意者，然而一方面有些语例存在明显误读，如陈师道“旧好无新功，终年此交绥。未须坚百战，当即建降旗”（《赠赵奉议》）、刘克庄“君豪频挑战，吾老怯交绥”（《题蔡烓主簿诗卷》）诸句中的“交绥”，显然即只能作“交退”而非“交战”解。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出现“交绥”者，往往是与“退”“覆”“败”联系在一起，如《梁书·武帝纪上》“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鹜，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一段，描写的就是一场败仗的发生，所谓“接距交绥”，指的是对方和我军接距即交绥（溃败），这里的“接距”与“交绥”，是因果连接而非并列关系。再如唐人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中“健兵倅马，不可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数句，杜牧此文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关收复后，此处的“但能壁垒，岂敢交绥”，正是对前引《左传》原典的剪裁化用。按“交绥”出现在《左传》中，是缘于一场秦晋战事，当时晋人臾骈根据秦军之不耐久战，向主帅贡献“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战术，而投降秦国的士会则建议利用晋将穿（赵之侧室）“不在军事，好勇而狂”的弱点诱使其出，后来晋军果因穿之冒进而败退。明乎此，可知杜牧实际上是肯定唐军面对对手（吐蕃）的长期军事优势，选择的是坚守以待其师老无功的正确策略，而不是冒险出战以致“交绥而退”。这也与其后对唐宣宗之“今陛下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赞语相照应，更与杜牧所拥护的晚唐牛党在边疆上反对用兵，一意绥靖的主张相合辙。设若将“交绥”理解为“交战”，则即意味杜牧这里是斥讽我军怯战，在《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这样正式庄重的文章场合，杜牧绝无可能如此“孟浪”。

　　通览《夔府书怀四十韵》本诗，也完全看不出“凡百慎交绥”句有劝谏诸将求和避战之意。此诗以“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开篇，起首即标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而诗人的态度即为“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这是明显的以踔厉奋发自励。诗中言“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就是在给当朝君臣树立起一个进取有为的政治榜样，而贞观政治的实现是以文臣敢谏、武将善战为基础的。同样，“凡百慎交绥”句之前的“南宫载勋业”一句，涉及东汉开国的二十八名臣（后来杜甫《谒先主庙》诗中有“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之句，所谓“耿邓”，即从汉光武帝起兵的耿弇、邓禹）事迹，也无非进一步以前代历史上积极进取的杰出典型来激励当朝将相积极建功立业，不可尸位素餐。所以清人仇兆鳌解《夔府书怀四十韵》最后八句云：“深期济世之人……前曰‘总戎存大体’，惜其遗患于诸镇；此曰‘凡百慎交绥’，冀其敌忾于外夷……南宫事业，望之当事大臣，勿谓交绥而退可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可谓深得杜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