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拔尖人才，是“圈养”还是“散养”？(2)

　　重视基础学科具有重大意义，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是发展和保护基础学科的应有之义。历史上的理科基地解决的是基础学科的保护问题，今天拔尖计划的核心既有保护基础学科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是培养“拔尖人才”。

　　但我们需要反思：当前我国基础学科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究竟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问题，还是整体人才培养体系出了问题？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短板，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是短板中的短板。人才培养是许多一流大学的“软肋”，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应该从国家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寻找问题。拔尖计划是要解决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短板，还是所有人才培养的短板？培养“拔尖人才”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学科的问题。

　　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自主人才培养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

　　回溯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自主人才培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当时的大学教师多是外国人，以及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主要靠国外培养。但即便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拔尖人才培养的自主能力依然是一个根本问题。

　　2019年，笔者访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一位美国教授聊起该校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说：“现在来留学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学生越来越少了，如果中国的大学真的达到了世界一流，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了。”真是振聋发聩。当下我国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根本上是人才培养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圈养”，还是“散养”，两种培养模式仅是形式上有所差异，其背后的价值逻辑才真正值得深究。经过30年来的持续探索，“拔尖人才”基地学校逐步探索出了“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即应该给学生更厚的基础、更宽的口径，使他们不过早地进入专业领域，使人才培养少一些规矩，多一些自由空间，让学生能够“率性而学”“自由生长”，走出人才培养的计划性思维与功利性目的。“率性而学”就是无功利的学习，核心问题是价值取向。无功利的教与学，为了闲逸的好奇而探索知识。但这种尝试只是中国极少数优质学校的尝试，未成为人才培养的普遍模式。

　　从学科教育上来说，通识教育就是另一种形式下的“大散养”，在于立人，而专业教育则为“大圈养”，在于授业。我们对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纠结，对于究竟应该选择“散养”还是“圈养”模式的困惑，都是对人才培养的新选择与新判断。而不论是“散养”还是“圈养”，对于中国高校而言，不分学科、不分类别，都要培养拔尖人才。与此同时，拔尖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人才培养计划，应久久为功，不能太操之过急。我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同样需要大批“应用型”拔尖人才，两者不可偏废。在现阶段，后者的探索与实践落后于前者。因此，在我国崛起的进程中，不仅要继续探索基础学科的拔尖人才培养，还要加大力度探索“应用型”的拔尖人才培养。

　　培养高水平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共同难题。《失去灵魂的卓越》和《优秀的绵羊》以及我国学者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一书中提出的“七个现象”，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拔尖人才”培养的窘境，我们应该清楚：拔尖人才培养在国际上没有通例。我们今天看到的“圈养”与“散养”两种人才培养模式，其背后是价值、环境、发展阶段及教育自信的问题。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认识，表面上是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短缺的问题，说到底是整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问题。同时，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是要解决我国整体的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