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出版90周年与史诗性创作(2)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学者詹福瑞在《论经典》中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拓展了经典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从而让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未尝敢‘粗制滥造’，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温《子夜》、梳理《子夜》经典化进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讲述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筹组经营信托公司，兼并八个小厂，既受困于劳资冲突，更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围堵，最终失败的悲剧故事。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被镶嵌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这个时间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中所说：“茅盾在《子夜》中所选取和诠释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他对所处的‘当代’的一些重要倾向的关注。”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当代作家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职责，需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茅盾总是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脉搏，展开时代思考，与时代同行。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的创作经历，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说这部小说“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高度肯定《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要锤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能力，让作品富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说自己喜欢规模宏大、文笔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日本学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将《子夜》列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呼唤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这显然是偏颇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作者：王卫平、曹庆慧，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