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中华文脉   作者:佚名   热度:

  人们习惯称汉代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为河西四郡,但河西五郡的提法由来已久。悬泉简神爵元年(前61年)十一月大司农给河西诸郡农田官的文移中,就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并称,窦融到张掖曾被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而唐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言:“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则更明确。河西五郡的说法颇具历史和战略眼光,因为金城郡之治所允吾及西汉所属13县中有8县,东汉所辖10县中有8县在黄河以西,其余2县也在黄河之滨,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河西之郡。况且,金城郡西绾河西走廊东口、南接羌中道、北拒匈奴出没的腾格里沙漠,政治和军事地位太重要了,怎能将金城郡排除于河西诸郡之外?

  河西五郡的设置时间,除金城郡的设置时间——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毫无争议外,其余四郡的设置时间在《史记》《汉书》诸篇章及《资治通鉴》等书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引起学界的纷争,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酒泉郡,有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后、太初元年(前104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后、征和五年(前94年)以前、武帝时、征和时诸说;张掖郡,有元鼎六年后、太初元年、元封六年(前105年)前、征和五年前、武帝时诸说;敦煌郡,有元鼎六年、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时诸说;武威郡,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后、太初四年(前101年)、神爵元年前(前61年)、地节三年(前67年)前、武帝时诸说。清代学者钱大昕、齐召南、全祖望、汪之昌、朱一新等各自进行了考据,说法仍有分歧。20世纪,在河西各地先后出土大量秦汉简牍,为四郡设置年代的探讨提供了原始的新材料。陈梦家、劳榦、张维华、张春树、齐陈骏、刘光华、周振鹤、王宗维、李并成等学者利用汉简、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河西诸郡设置年代进行了更科学的考证。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参以己意,现对诸郡设置年代略述如下。

  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河西主权归汉朝,但“地空无人”,汉朝随即开始向当地移民。但移民花费的财力、物力、人力极大,汉朝因连年用兵,财政吃紧,汉武帝遂将乌孙东归故地的希望寄托于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所以动作不大。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使还长安,报告了乌孙无法东归的情况,汉武帝随即以令居为基地和据点,向西筑长城,构建以长城和沿途烽隧亭障的河西边境防御系统,同时加大移民速度,当长城筑到酒泉时,遂设置了张掖、酒泉二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言二郡设置时间元鼎六年(前111年)是不无道理的。置张掖郡是为“隔断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设酒泉郡则是为“通西北国”。二郡分别在河西走廊东部和西部,大致以今黑河及其以北的盐池明海沙漠区为界。

  汉若想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就必须经营通往西域的道路。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因此在河西走廊西部专设敦煌郡是非常必要的。《汉书·武帝纪》记征和三年三月“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说明公元前90年敦煌尚未置郡,故而所出之塞是酒泉塞,这就排除了敦煌建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及征和二年(前91年)二说,只能以《汉书·地理志》注:“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为是。

  金城郡系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天水郡的榆中、金城,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张掖郡的令居、枝阳设置。由此可知,当时整个走廊东部直至今西固区的金城县西都属张掖郡,并无武威郡,这就排除了文献中武威郡设置年代的前三个误说。劳榦以居延汉简各编年简中所述诸郡名称等考定,武威郡始设于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前80-前67年)。目前的研究,大致不出劳说。武威郡原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汉武帝开河西后,为张掖郡地,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始分张掖郡东部地设武威郡。

  河西五郡及其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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