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中华文脉   作者:佚名   热度:

  东汉末,随着无休止的战争、饥荒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瘟疫流行。曹植著《说疫气》云: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褥)之门,若是者鲜焉。”就是说,在瘟疫中遭到覆家灭族之灾的,大都是穿褐布食豆叶,住荆条搭建屋舍、蓬草编成门户的穷人;而住殿堂,以鼎煮食,穿双层貂皮衣服,坐几层垫褥的官僚富户,受灾就比较少而轻。

  甘肃当时遭灾的情况,流传下来的记载较少。但作为遭灾的表征,人口的骤减则十分惊人,能说明疫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今甘肃分10个郡,有120余县(道),38万余户,150余万口。而到东汉末,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今甘肃当时为凉州刺史部,分11郡(属国),共有90多个县(道、侯国),共10万余户,46万余人。就是说,东汉甘肃的户数只有西汉的1/4强。而人口总数不到西汉的1/3。户口锐减,同全国一样,是由战争、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3 古代政府的赈灾措施

  大疫面前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处置方式,最积极的是利用药物防治。晋人郭璞注释的《山海经·西山经》,主要反映今西北包括甘肃的情况。其中记载防治瘟疫的方法,说:“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这是远古先民尝试用佩戴香草、吃特殊鸟肉的方法防治疠疫。

  被后人尊为“药王”的孙思邈,于隋炀帝大业(605—618年)间制成“太一神精丹”,是世界上最早用砒霜治疗让人恐惧的疟疾的良方。此方当很早就流行于陇右即今甘肃一带。

  有的地方官重视,扶危济困,十分感人。隋朝辛公义,狄道(今临洮县)人。隋文帝开皇时(581—600年),职任岷州刺史。岷州(唐朝岷州,治所在今岷县)当时有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们因为害怕疫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因此病者多死。辛公义决心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于是凡遇到病者,就让人抬到官府“听事厅”,安顿下来,有时病人多了,连回廊上也躺满病人。公义亲设一榻,昼夜处其间,用他的官俸买药,请医生给治疗,多数病人都治好了。辛公义召其家人前来领亲人回去,病人子弟惭愧地表示感谢,“合境之内呼为慈母。”这是一位极有担当的为民办好事的官员。

  明朝有一位官员徐镛,字用和,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被贬官来到镇原县任职。时值饥年,又是瘟疫大作。徐镛命药调治,赖以全活者万计,死者设“义塜”埋葬,受到民众崇敬。(《甘肃通志》卷31)

  历史上发生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各级政府也会救助民众。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遭遇瘟疫。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上奏建议:“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见积仓粮千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今岁疫疠,农事有妨,乞以税粮之半全折输钞。”意为官库粮食充足,瘟疫有妨农事,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请将当年税粮的一半折收为钞。得到朝廷允准。(《永乐实录》卷117)这虽只是局部调整税收,但仍有利农事,因而得到民众欢迎。其他遇到灾难,政府赈济、减免税粮、多方救助的情况,史书也有不少记载。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甘肃巡抚花善奏言:巩昌所属西和、礼县,去岁疫疠盛行,牛驴倒毙甚众,若待上报批准始行散赈、恐播种过期。因此他未等朝廷下发公文,就从去年应上解银内,拿出一部分买耕牛;又从积贮屯粮中抽出一部分散作农户籽种。这件事在主管部门看来,花善的做法是“任意违例”“应将抚藩道府,交吏部议处,其擅动银谷应令赔补”。就是花善做法“违例”,应给有关官员以处分,动用国库的钱粮应让他们赔补。此议上奏以后,康熙帝批示:“银谷既经给发小民,该抚司道府等官,免其赔补议处。”(《清圣祖康熙实录》卷42)最终由皇帝作出了明智宽大的处理,可见政府对于救灾一事,允许地方官因利乘便,灵活处置。

  祈求神灵保佑,在缺医少药,封建迷信的古代,是历代官民遭遇瘟疫后的第一反应和最常见举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出现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明成祖乃遣户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祈祷神灵“助国卫民,御灾捍患……赐以洪庥(xiū,保护),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既祭,疫疠顿息。”(《永乐实录》卷117)这一偶然性结果,会使人们进一步将疫情的消灭,归功于神灵的佑助,于是信之更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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