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名人轶事   作者:佚名   热度:

  要我说,苏轼这句话是杜撰的。杜撰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想象力丰富,而是别有其目的。东坡宦海浮沉,屡遭打击。在一人专制的社会中,皇帝是最高权威,只要还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即便受到贬谪,也不至于脑袋搬家。所以东坡在贬所写这些话,也只是在委婉地向神宗表忠心。按照图像学的理论,你所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一切注意都以不注意为背景。杜甫是否“一饭不忘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坡通过对杜甫的“注意”传达至少是显露了其自身的“忠君”“爱君”也“不忘君”,事实上他如愿收到了期待的效果。东坡熙宁九年(1076)中秋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在元丰七年传唱至京都,宋神宗问外面流行什么小词,内侍将它抄录进呈,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并且“量移汝州”(《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使其处境得以改善。就连死后宋高宗追赠的谥号中,也还有个“忠”字哩。

  其实,苏轼作文杜撰事实,算得上一种惯用。当年东坡的科举文《刑赏忠厚之至论》,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试官皆不知其出处,欧阳修还不耻下问,东坡笑曰:“想当然尔。”(《侯鲭录》卷七)有的书里记载,东坡的“想当然”是援用孔融调笑曹操之例。不管怎样,这是他的为文机杼之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还追踪其渊源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并举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武王论》《范增论》等文作“以无为有”之例,最后引用叶适的话为结论:“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乙编卷三“东坡文”)这样看来,东坡在行文之际把杜甫说成“一饭未尝忘君”,乃“想当然尔”的故伎重演,恐怕不足为奇。就连他标榜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也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不然,他何必对杜诗“挑刺”(参见其《题跋·记子美陋句》),又何必对杜甫极尽揶揄呢(参见其诗《续丽人行》)?他在与阿弟苏辙说“私房话”时,就变成了“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辙《和陶渊明诗引》引)。所以,东坡讲杜甫“一饭不忘君”乃别有用心,实在是不可据以为实的,我们可不要因此误解冤枉了杜甫。( 张伯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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