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演说家的许地山

　　许地山的散文名篇《落花生》自1922年8月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先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开明书店《国文百八课》、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马来西亚独中教科书《华文》等各种中小学教材，广为人知。

　　许地山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就。他的多才多艺，给燕京大学同事雷洁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31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时，已久仰许地山先生大名，记得我和他相识是在燕大教授郑振铎家中。一次，他邀请我和燕大几位教师到一家饭馆品尝名贵菜肴‘熊掌’，席间他对‘熊掌’谈到许多典故，地山先生学识渊博，热情好客，谈吐风趣”。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回忆，许地山假日常扶老携幼往北京郊区游览，他佛教道教和历史知识渊博，将一些历史故事讲得有声有趣，引得家人和游客们欢笑无已。每次出游，大家都是乐而忘返。

　　许地山经常被称作文学家、教育家、学者、翻译家，但是他还有一个不常被人提起的身份——演说家。方锡德指出：“自清末兴起的讲演，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放光彩。讲演的底本或记录稿也已经成为现代散文大家族的一员。许地山从燕大读书开始，就是热心的讲演者。执教港大期间，更是讲演不断。”这些讲演不仅语言浅近晓畅，而且时有自由发挥，不乏趣味。

　　早在燕京大学期间，许地山就显示出演讲的才华，冰心说：“我和地山认识是1922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助教，有时替教授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此后，各类媒体报道许地山的讲座，为我们留下珍贵的一手资料。1934年12月23日，许地山在北京大学讲演“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益世报》次日刊发演说节录，并加按语“听众五百余人，言中时弊，听众皆精神振奋”。1937年12月21日，许地山应邀到广州岭南大学演讲，《岭南大学校报》报道，“许教授随于掌声雷动中登台演讲，题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发挥尽致，听者无不认为不可多得之演讲”。不仅在大学讲坛广受欢迎，连中学生也成为他的粉丝。1934年许地山从印度访学归来途经广州中山大学讲学期间，在真光女子中学演讲“文学与创作”，“许教授庄谐夹出，坐中员生无不解颐”。

　　1935年9月，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六年间，他为大学师生、中学学生、社会团体演讲数十场，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社会、教育、文化、婚姻等。仅第一个月就连续作了五场专题讲演，主题分别是“中等学校之国学教学问题”“服装问题”“白话文学”“中国文艺之精神”“新文学运动在今日”。而且他还多次担任全港男女中学校学生国语演讲比赛评判、港九小学生故事演讲比赛评判等。张一麐称赞：“许先生之学，上下古今，无所不包。除香港大学文学系主任为其本职外，其余学术团体，请其演讲者，在十个单位以上。孜孜不倦，听讲者无不满意。新文字学会开设语文讲座四次，亦恃许先生为中心……许先生未及五十，精力过人，正为教育界之明灯，文化界之泰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1月1日，香港大学学生会组织追悼会，许地山抱病出席，他不仅亲撰挽联：“青眼观人，白眼观世，一去尘寰，灵台顿闇；热心做事，冷心做文，长留海宇，锋刃犹铦。”而且演讲“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新文学之贡献”。1939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杨刚担任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举办鲁迅纪念座谈会，许地山、刘火子、郁风、刘思慕、林焕平等21人出席纪念会，许地山先做了纪念鲁迅的演讲，并在接下来的“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讨论中发言，他指出：“我们写东西时，新名词新说法常常用来没有解释。旧小说里的《水浒传》，连篇都先用了解释说明，叫大众看得懂。其次，我们学民众口气写东西，要避免专抄他们的话，要把那些话加以提炼、提高，一面使民众懂，一面提高他们的程度。”

　　许地山曾多次应邀到汉文中学给学生颁奖并演讲。汉文中学是港英当局在省港大罢工发生后成立的培育优秀中文教师的学校。香港大学成立之初，中文只是一年级的普通选修科目，在创设汉文中学后，为了进一步发展香港的中文教育，1927年香港大学成立中文学院。面对这些中学生，许地山具体解释了“奖品”的意义：“（一）自然的收获，如春播种，秋冬自然收成；（二）法律的劝禁，如商鞅立木，信赏必罚；（三）基于希冀心其作用为引诱，而归结到学校奖品的意义盖于此外别有具焉。得奖者实与全体共有之，以己为奖品之所寄而已；得奖者实系一种标准而已，此标准要继续提高，那奖品才有意义。”许地山告诉他们，“更大的奖品在前头，不是在后面”，他呼吁学生读好了中文，为祖国服务，“那才是最大的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