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之美

　　【摘要】中国文字是一片深邃、美妙、神奇的天地，它蕴涵着人类最高尚的追求和理想。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作为中国文化之载体，中国文字创造了人类任何族群无可望其项背的经典。不仅如此，汉字的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也彰显出中国语言的诗性特征，可见中国文字是至妙极精的创制。
　　【关键词】中国语言文字 文化载体 美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世界各国先民，皆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先民始用刻画，以助记忆，范围只限于原始之氏族甚或个人，初无创立文字之大愿。由氏族而部落，所记忆之事日以扩大，而所涉人群益广，遂有共同记忆之符号或刻画，此犹不足以称文字。由部落而部落联盟，乃有专司记载集体记忆之智者出，传说中之轩辕命仓颉造字，或此其时也。其所刻画日增，而集体之认可度益高，约定俗成之符号，逐渐走上文字之肇始。仓颉者，非定有其人，可称一集体记忆之代号。兹后殷墟甲骨文出，文字之自觉创造已臻成熟。则中国文字的历史，自肇始而自觉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之文字，与宇宙本体同在，是至妙极精的创制
　　中国人于舌头之运转，似不若世界其它族群，声音之回环圆转不能如鸣禽之流畅，遂一字一音吐出，其不宜拼音或有生理之原因，此种局限反成为中国文字之初祖重表意而弃绝表音的重要缘由。
　　表意性的文字，不以音节之繁缛胜，而以内涵之丰赡胜。“一字一天地”，极言其容纳不局限于“一字一确指”也。即以“天”字言，决非英文之“sky”，指抬头以望，目之所极之天空也。在中国，“天”指时空也、本体也、自在之伟力也，天所依循者“道”，“道”所依循者“自然”。包含至大，不可计量。《说文解字》云：“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或者，那是指无所不包的精神和物质的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合而为一，乃是中国古哲的无上睿智。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于《艺概》中特重“混茫”之境（即混沌），其有云：“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所谓“混茫之人”，即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之人，这在中国是与古代人重“天人合一”的哲学不可分割的。
　　质而言之，中国之文字，与宇宙本体同在，是至妙极精的创制。“混沌”是宇宙存在的根本状态，庄子云：“七窍开而混沌死”，正说明中国文字一旦离开了“混沌”的状态，它的生命亦以终结。而混沌中放出光明，这光明便是心智的胜果。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而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宇宙存在状态，它与中国哲思的本体论——“未然性”同在，而这恰恰是西方所遗忘的天地精神势态。

　　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
　　文字作为所有中国文化之载体，创造了人类任何族群无可见其项背的经典。世界上找不到任何语言有中国文字的含金量，如此丰富、赤纯，其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
　　《康熙字典》有四万八千零三十五字，可谓煌煌大观。一百年前有陆尔奎者，溯其源流，编《辞源》一书，涵九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个辞条，内容涵盖自太初以来，道在其中、理在其中、文献所用在其中、百科名物在其中、五千年文化基因在其中、还包含外来文化消融于其中的汉语字词。中国文字的基因，一直未曾中断，这在世界古国如埃及、希腊、巴比伦、印度是不可思议的事。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台湾著名学者秦孝仪先生曾笃笃其辞云：“ ……至于世界其它文化，虽曾辉煌数世，或停滞不前，或递邅之间，颇已异其系统。”又云中国之典藏“源出众流，多元丛集”，而又归为“华夏一元文化，历代精华，无不赅备者，则实世鲜其匹”。（《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图录》序）先生灼灼之见，表现了他深刻的学术判断和热烈的爱国之情。
　　以埃及语观之，虽云有六千年历史，亦初有文字，而今安在哉？三千年前（年代久远，说法不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其远古达罗毗荼人所创制之梵文与巴利文，遂遭厄运。当今知梵文者日少，中国唯季羡林先生及其高弟子数人而已。每读季公所译之《沙恭达罗》及《罗摩衍那》，不胜后继无人之叹。而巴利文至今唯在缅、泰佛寺高僧和佛教学校有研习者，以背诵巴利文佛经，而于日常生活中几成绝学矣。六千余年前，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居住的苏美尔人所创之楔形文字，大多成为哑谜，同样今无所用。亚述人和波斯人亦曾使用楔形文字，匆匆若过眼烟云。四千年前（相当于中国夏代），腓尼基人造出二十二个字母以为拼音之用，希腊文、拉丁文以至西班牙文、法文皆以为宗，唯转用增补而已，虽各臻其美，然以论血缘，岂可与华夏之纯粹性相比拟。正如秦孝仪先生所云：“递邅之间，颇已异其系统。”

　　中国文字具有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
　　中国文字纯粹与丰赡自不待言，而其美质还在它的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近世有大学人符定一者，独守寂境数十年编《联绵辞典》，收录联绵词一万六千余个。一时学界轰动，章太炎、黄侃、王树枏、高野侯诸贤士群相推重，以为其体制宏大、取材精审，古今一人而已。
　　联绵词者，两字连续，以彰同一意义，可大分为四。其一，同声母者，如闺阁、鳏寡、洪荒，以上称“双声”；其二，同韵母者，如砥砺、隔阂、灿烂，以上称叠韵；其三，声、韵母皆异者，如贩卖、豪俊、豪侠；其四，同字相叠者，如迟迟、赫赫、济济。中国单字以上述四种方法联绵竟达所有单字的三分之一（单字四万八千、联绵词一万六千），这在世界语言史上不啻是奇迹。联绵之词起着加重语气、深化语义、注入节奏、扩大境域等诗性的作用，讲中国语言文字是诗性的，此一端也。如李清照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是，同字相叠，境界顿出。鲍照文《芜城赋》：“沵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联绵、骈俪兼用，博大恢宏。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骈俪之美则是中国语言具有诗性的另一重要特征。早在夏代，中国远古先民相传已有《易经》之远祖——《连山》，对宇宙万有已有阴阳二分之感悟。而中国语言文字之骈俪之美，与宇宙本体的谙合，则是五千年文化积层性发展之结果。骈俪性语言文字则与中文之一字一音（一音包括多种念法，如行[háng]、行[xíng]）有直接关系，如一字多音节，则无法形成骈俪文。古有骈赋、文赋之分，骈赋严格按四、六字两句对仗，如《滕王阁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四、六字，来源于《诗经》和《楚辞》，《诗经》多四字，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楚辞》多六字，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至唐代之律诗，则多用五字与七字，如李白“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文赋则有骈俪之意味，不一定于字数上苛求，对仗亦不必如律诗之严格。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等，皆古代之散文，称其为文赋亦可。
　　中国文字又兼四声：平声（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如阴平翻[fān]、阳平繁[fán]、上声反[fǎn]、去声犯[fàn]，入声罚（入声字无拼音以示，因今之普通话，即今北京话中无入声。南、北方之欲学诗者，以家乡话出之，入声必合当今习用之平水韵，因平水话乃山西省之土话也），四声之运用，于诗歌之抑扬顿挫，更增音调之美。且诗人选韵，往往考虑诗境或悠扬、或迫促、或舒缓、或激扬，用韵时有所选择，如入声音多宜于激昂慷慨、顿挫急迫之诗词，如岳飞之《满江红》。
　　中国文字的“六义”之美，则是文字作为考据训诂学之对象时，所发现的世界任何文字所不具备的美质。“六义”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卫恒传》：“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有了这些特性，汉字成为一门与音、形、义不可割舍的学问，这学问在西汉至莽新（公元一世纪）始称“小学”。研究中国文字之学，最初从小篆入手，汉代有犍为文学、毛亨、终军善其事。兹后，东汉经学家许慎作《说文解字》，可谓彼时集大成者。自汉郑玄、唐陆德明、宋郑樵皆称大家，至清戴震出，于音韵、训诂、名物、方言，无所不精，允称一代宗师。稍后之段玉裁、王念孙亦皆有建树。甲骨文之发现，则为中国文字考据训诂之学开一崭新局面，这是清代乾、嘉学者所未之见者。一时俊彦并起，有王懿荣、孙诒让、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容庚、于省吾、唐兰、商承祚、胡厚宣、李学勤、裘锡圭诸大师，相望于学林。后起学者则有王宇信、朱凤瀚、黄德宽、朱彦民等人，毕力从事，厥有所成。

　　中国文字是一片深邃、美妙、神奇的天地，它蕴涵着人类最高尚的追求和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们在东方这一片文字葱茏葳蕤的土地上勤恳耕耘，将会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胜果。

　　参考文献
　　［东汉］许慎、［宋］徐铉校，201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清］刘熙载、袁津琥校注，2009，《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