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失业”自救：执着考公考研，主动延迟毕业

　　当前青年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是过去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如平台企业、金融、房地产、商务服务、文化、医疗等出现了行业扩张放缓，特别是民营企业。非国有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近两年减少了115万个就业岗位

　　文 |《财经》记者 孙颖妮 张舸 实习生 何伊静

　　编辑 |王延春

　　应届毕业生洪莫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研究生，今年春招开始，她已经投了数百份简历，得到回应的不足10%。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洪莫也很焦虑，她调侃自己是“0 offer（入职邀约）选手，毕业即失业”。

　　去年下半年洪莫也曾参加秋招，但由于备考公务员，她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找工作，考公失败后才开始在今年春招阶段大规模投放简历。

　　一般而言，秋招是应届生找工作的最佳时期，像洪莫这样为了备考公务员而错过招聘“黄金期”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考公失败，春招时找工作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洪莫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工作，将继续考公。

　　近期，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16岁-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20.8%，较4月升高0.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即每五个青年中就有一个失业。

　　今年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回落，但青年失业率却持续走高，与整体就业形势背离。此外，青年人与成年人的失业率也出现背离，5月，25岁-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5%，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降。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5月，16岁-24岁青年人总量大概有9600多万。16岁-24岁青年中很多是在校学生未真正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有3300多万，这3300多万当中有2600多万已经找到工作，大概有600多万目前还在寻找工作。“目前来看，青年人当中失业的总共600多万。随着经济持续好转，就业保持总体稳定有较好支撑。”

　　然而，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为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再次刷新毕业季纪录。

　　由于青年求职者绝大部分是高校与职校毕业生，考虑到季节性因素，专家预计，青年失业率在今年7月-8月可能进一步飙升。

　　近三年来，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几乎翻了一倍。2019年3月青年失业率是11.3%，2022年7月达到19.9%，当前则升至20.8%。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高于美国（4月6.5%）和欧盟（4月14.3%）的水平。

　　相对成年人而言，中国青年就业的劣势比较突出。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来看，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的倍数超过4倍就是极高水平，3倍-4倍属于偏高水平。4月，中国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的倍数已经达到4.62倍。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青年失业率一般是整体失业率的2倍到3倍。5月，中国青年失业率已经是整体失业率（5.2%）的4倍。

　　浙江大学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宏观经济恢复较慢、对劳动力需求不足是青年就业困难的关键原因。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保守招聘甚至缩减招聘，青年人由于工作经验不足，相比于成年人受到的冲击最大，也最为脆弱。

　　《财经》记者在企业调研中发现，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丧失竞争力甚至倒闭，部分行业和职业的需求量减少，而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就业有限，且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这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根源。用接受采访的专家表述概括，周期性、结构性与摩擦性因素是导致当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一大原因。何为摩擦性？例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经验与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不匹配，使之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青年人初入职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尚处在迷茫中，频繁地转换工作也增大了“摩擦性失业”。

　　《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考公、考研甚至延迟毕业。

　　　　考公求稳青年越来越多

　　马上就要毕业的张雨蒙还在投简历。张雨蒙告诉《财经》记者，2020年本科毕业时她已经拿到了一家中国500强民企的offer，但她并没有去而是选择在中部一所高校继续读研，但没想到三年后已经是研究生学历的她却还没有找到工作。

　　今年与三年前相比招聘的企业数量减少很多。张雨蒙研究生学的会计，虽然其间也收到过小公司的offer，但她还不想去。“没想到读完研后已经找不到本科时那样的工作了。”

　　“经济景气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企业也是。”李实表示，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就已经放缓，疫情三年又对经济造成巨大打击。今年以来中国全力以赴抓经济，但是经济的恢复速度并不快。诸多企业遭遇疫情打击和外部冲击，利润大幅下降，不得不裁员或者缩减招聘。

　　相关统计研究显示，经济衰退最早影响的是青年人，而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招聘新员工，往往也青睐有工作经验的员工。一方面因为老员工拥有与岗位匹配的技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不愿意承担培训年轻员工产生的成本。因此，经济复苏对就业的拉动通常最后才传导到青年群体。

　　记者调查中发现，当前，诸多企业用工需求尚无明显增加，部分企业减少招聘、降薪或者裁员。而近期大学、中专或职校的学生等年轻人开始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不能马上吸纳如此多的新增劳动力，造成就业市场供过于求。

　　据了解，疫情前，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人-6600人之间浮动，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人，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人，降幅达11.9%。有专家分析，上市公司的效益往往比未上市的企业好，所以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可能更高。

　　去年上海市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9.9%，相较于2018年翻了4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3%，相较于2018年也翻了3倍多。

　　“过去三年把很多企业都掏空了，很多企业和行业至今还没有缓过来。”山东黑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CEO（首席执行官）段本德深刻感受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黑马软件为房地产、工业、政府等行业和部门提供软件产品和服务，因此段本德对这些行业的情况十分了解。段本德说，去年很多工业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大量裁员，今年也并没有增加就业岗位。“房地产行业缩减招聘则更为严重，因为诸多地产相关企业已经倒闭或者转行了。”这对段本德公司的业务也造成了一定冲击。

　　事实上，不仅是房地产，过去几年，诸多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扩张放缓、招人减少的情况。

　　5月22日，在2023数字经济（东湖）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直言，当前青年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如平台企业、金融、房地产、商务服务、文化、医疗等行业出现了行业性预期转弱、扩张放缓、招人减少，特别是其中的民营企业。非国有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近两年减少了115万个就业岗位。

　　“就业和增长是同一问题，增强吸纳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多的行业及其企业的内生动力，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之策。”杨伟民说。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疫情冲击、行业收缩、企业大量裁员，再叠加整个时代与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更多人本能地开始求稳，而带有“稳定”标签的公务员工作的吸引力增强。

　　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选择考公、考编、考研的大学生等青年人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22年国家公务员总报名人数突破202万人，较上年增长约52万人。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调研时间：3月中旬至4月中旬），今年2023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比例从去年的50.4%上升到57.6%，体现了大学生更倾向于一份稳定工作。

　　此前，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也显示，44.4%的毕业生希望能在国有企业工作，仅有17.4%的毕业生青睐民营企业。

　　另据清华大学2020年和2021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20届毕业生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比例为35.4%，2021届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上升至46.1%。

　　2022年本科毕业的杜伟林毕业后曾在上海工作半年，去年下半年杜伟林辞掉工作回到安徽老家专心备考公务员。由于公务员考试失败，当前他又在准备2023年的事业编考试。

　　杜伟林告诉《财经》记者，身边有很多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工作，专门在家考公务员。“我对考公务员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但是我的很多同学对考公务员非常执着，一个专科毕业的发小已经考六次了。”

　　杜伟林认为，近两年很多民营企业突然倒闭或者出现大量裁员，这种不稳定性让青年人很焦虑、担忧，很多大学生认为找一个“铁饭碗”，工作更稳一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表示，疫情以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重点行业就业市场振荡波动，强化了大学生就业求稳心态。不少大学生对就业不确定性有恐惧感，相当一部分学生受周围考研、考公氛围推动而备考，认为考试是在风险社会最能掌控的事，寄望于提升学历、进入体制内获得安全感。

　　上课、刷题，某所“985”高校的2024届硕士毕业生李慧文已经开始为下半年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这个学期，李慧文身边不少同学都在实习，这一度让她有些焦虑，但母亲劝说她既然确定了方向，就不要再想那么多。“觉得母亲说得也对，因为如果考公没成功，我大概率也是接着考事业单位，然后再继续考公，直到考上为止。”打消了实习的念头，李慧文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秋招。

　　李慧文认为，公务员的生活相对稳定，稳定的上下班时间，稳定的收入，不用担心疫情或者其他突发情况被裁员。

　　李实告诉《财经》记者，年轻人“执着”于考公其实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人们对公务员工作和其他工作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经济好的时候，企业有较高的工资和很好的待遇，年轻人对公务员工作可能没那么热衷，但经济不好时，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公务员工作则相对有保障，且确定性更大一些。”

　　《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到，除了考公，毕业后选择考研的人数也在增加。近三年来，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人数不断刷新纪录，2020年是341万人，2021年是377万人，2022年则突破了457万人，2022年报考人数在2021年报考人数的基础上增加了80万人，增幅达21%以上。

　　为了备考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很多大学毕业生在企业秋招和春招期间求职意愿弱、参与度低，错过了每年9月到次年1月的招聘“黄金期”。

　　“这一巨大的就业时间差造成的供需错峰规模大到不容忽视。”卓贤认为，连年的就业时间差形成失业大学生“滚雪球”效应，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后续压力日益抬升。由于企业新一年的校招已开始面向新一届毕业生，这批“缓就业”大学生在7月后面临无校招岗位可申、在社招中竞争力又不足的困境。

　　《财经》记者了解到，除了考公、考研，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选择“延毕”应对就业压力。

　　近期，“延毕”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一批985毕业生选择主动延毕”的话题甚至一度冲上网络热搜。截至6月19日，小红书上“延毕”话题已有2748.8万浏览量，在搜索框输入“延毕”二字，“延毕好处”的相关搜索亦被关联至前列。

　　近年来，非按期毕业学生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至2021年期间，专科、本科毕业生的非按期毕业学生率由2.93%上升至3.22%，硕士、博士的非按期毕业学生率由21.14%上升至24.21%。

　　过去，延毕常常与挂科、论文被毙等负面词汇挂钩，被认为是大学生学习能力差的结果。如今，为保留应届生身份、延长就业窗口期，延毕成了大学生应对就业困境的一种选择。

　　张延佳是河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马上就要毕业的她告诉《财经》记者，最近同学之间有关延毕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一向保守的父母也向她提议过申请“延毕”保留应届生的身份。“对于校招、考编和考公来说，应届生可选报的岗位更多一些，成功上岸的机会也就更大。”张延佳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向《财经》记者表示，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进入社会的成本可能让部分年轻人吃不消，而延毕后大学生可以继续享受学校的一些资源，比如宿舍、食堂等，这也能节约一定生活成本。

　　但张成刚并不建议延毕，为了延毕而故意挂科，甚至在网络传播这类破坏学风的延毕技巧影响不好。

　　　　“慢就业”、灵活就业成青年选择

　　2020年毕业后桃子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当前她正一边找工作一边准备考公、考编。“这几年家里条件还行，暂时不太需要我养家糊口，所以选择第一份工作时不想太将就。”桃子对《财经》记者说。

　　一直以来，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连接是大多数毕业生的追求，但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传统的“毕业就工作”模式，选择“慢就业”。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3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比例从去年的15.9%上升到18.9%。

　　《2021青年就业与职业规划报告》也显示，未就业青年群体中，48.3%的青年表示自己不着急就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退出就业市场，而是从一定程度上表示青年“愈发注重就业质量，存在一定就业期待”，因此他们仍属于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而非丧失信心的人，最终体现为失业率的上升而非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兴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段超团队研究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家庭经济条件可以支持青年在面临就业时做出多样化选择，并不一定要毕业当即就业。从全球来看，人均国家财富的增长与青年超额失业率变化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背后可能是家庭财富的积累，支持青年成为NEET（未在上学、未在就业、未在受训）族，表现为“慢就业”甚至不就业的趋势。

　　从中国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财富一直保持较高增速，这可能使得青年毕业后即使“Gap”（空档）一年，家庭也不会面临生计问题。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看来，“慢就业”的背后也体现出毕业生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比如高学历人才毕业后找工作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过大，在一定心理落差下，部分年轻人宁可选择“慢就业”。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历毕业的小单，在2021年毕业后也没有立即找工作。此前，小单的打算是毕业后创业开球馆，但新冠疫情的持续让小单放弃了这一打算。当前，小单一边兼职当教练，一边在家人的劝说下考编求稳。

　　“之所以选择‘慢就业’，一方面是想做的工作不要我，要我的工作不想去；另一方面，周围的朋友也都在考编、考公，感觉自己不考好像做错了人生选择一样。”小单对记者说。

　　不过，小单的经济压力并不大。“我现在兼职做陪练一个月平均也能挣三四万元”。

　　像小单一样选择兼职或者灵活就业的青年数量不在少数。不过，目前灵活就业还未纳入中国就业统计指标。

　　在5月22日举行的2023数字经济（东湖）论坛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谢康表示，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采取灵活就业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人没有就业，但是在微信、抖音、淘宝上做生意，这些人并没有纳入就业数据。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看来，过去十几年，灵活就业人数从几千万上升至约2亿人，规模快速扩张背后是国民经济结构、互联网技术、就业形态等发生客观变化，这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表现。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灵活就业与青年人就业观念的改变也有很大关系，他们不再执着于在职场打工，而是想“自己做一些事情，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23岁的杜伟林也有自己做生意的想法。他告诉《财经》记者，相比于考公考编，其实自己创业做生意的念头更加强烈，如果接下来考事业编失败，自己会考虑做一些生意。

　　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的杜伟林想在家乡的县城开一家家居设计生活馆。“当前县域经济是很大的市场。我们小城市也需要消费升级，大城市的很多时尚产品、理念和服务模式都可以迁移过来，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也意味着机会。”

　　《财经》记者了解到，除了各种各样的灵活就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一种“佛系”就业观念。前不久，“95后女孩从设计院辞职当保安”“一本院校招聘会出现多家酒店招洗碗工”“中传硕士在火锅店当保洁”冲上了网络热搜，并引发网友关于年轻人择业观的广泛讨论。

　　这一话题同样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的注意。袁亮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高开低走”的现象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年轻人的选择更多，心态更好。他们既没有“躺平”，也没有“摆烂”；不抱怨、不放弃、不啃老；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们需要用平常心看待就业话题，接纳年轻人更多的就业选择。

　　事实上，年轻人不仅择业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在职场中也有更多的个性。近两年，“00后整顿职场”的话题不断成为热议。

　　对此，杜伟林说，其实不是所谓的整顿职场，只是年轻人更加看重自由和轻松的工作氛围以及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有些人认为年轻人频繁辞职是因为没有定力、不能安下心来做事或者不能忍受暂时的“吃苦”。但在杜伟林看来，部分年轻人辞职频繁主要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在谢康看来，这说明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是主动失业，或者是“摩擦性失业”。比如，不是心中理想的岗位，就主动失业。

　　记者了解到，“摩擦性失业”成为热议词汇源于2022年7月时国家统计局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在这场发布会上，付凌晖首次向公众提到“摩擦性失业”。他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在业内人士看来，“摩擦性失业”的持续时间较短。

　　　　青年就业难与企业用工难共存

　　与“摩擦性”失业不同，结构性失业的持续时间则较长。在业内专家看来，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导致青年失业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

　　那么，何谓结构性失业？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使就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高端制造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丧失竞争力甚至倒闭，部分行业和职业的需求量减少，而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又供给不足，导致结构性失业。

　　据麦肯锡的预测，至2030年，中国将有2.2亿劳动人口因自动化技术发展而面临技能重塑或被迫的职业变更。

　　一方面是大量重复性的传统岗位将被替代，另一方面高水平数字技能人才缺口依然较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德勤中国等机构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中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

　　段本德的公司当前就很缺乏创新型人才。段本德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公司非常缺乏产品经理方面的人才，对于一个软件企业来说，产品经理是十分核心的岗位，这个岗位不需要掌握过于专业的计算机知识，但需要研究需求和“配方”，可目前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人才很少。“高级研发创新型人才在全国哪个行业都非常稀缺、难招。”

　　过去一年，《财经》记者调研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诸多高新技术型企业，几乎所有的企业负责人都表示，企业十分缺乏高级研发创新型人才，而这也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边是年轻人找工作难，一边是企业招聘难。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突出还体现在：市场对白领岗位的需求在减少，对蓝领岗位的需求在增加，但大部分青年人仍倾向于选择白领工作。

　　卓贤团队研究发现，根据中国就业人口年龄结构测算，2022年城镇退休职工约755万人，但由此腾出的招聘需求以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等蓝领岗位为主（85.5%），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白领岗位需求占比仅为14.5%。但即使培养方向属于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对蓝领岗位的接受度也显著下降。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也表示，中国是有很多就业岗位的，只不过就业岗位跟年轻人的技能并不匹配。现在大量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是蓝领与白领相结合的技能，但很多青年学子并不具备。

　　根据智联招聘平台数据，通信电子和制造业对2022届毕业生的招聘需求较旺盛，衍生出较多的技能型岗位和机械制造设计岗位，对应届生的需求比重分别提高5.7个和4.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制造业远离繁华市区，且工厂车间的工作场景和节奏对大学生吸引力较低，投往这两个行业的简历比重仅提高1个百分点。

　　去年《财经》记者在珠三角调研时也发现，不少企业对技能型岗位和机械制造设计岗位有大量的招聘需求，但年轻人到这些企业就业的意愿较低，导致企业招人难、留人难。

　　一面是挤满求职市场寻找白领职位的大学生，一面却是找不到年轻工作人员的技能型岗位和生产线蓝领岗位空缺。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错配本身就足以证明，当下更值得忧虑的是就业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背后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事实上，中国教育系统与市场的脱节是导致人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核心原因之一。

　　李实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中国的教育培养体系没有很好地适应产业结构变化，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也不相适应，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

　　由于常年与各大高校合作，段本德对大学专业设计与需求的不匹配感触颇深。段本德认为，大学对有些已经供过于求的专业招人非常多，而对当前市场急需的专业设置的招人数量反而很少。

　　教育与市场的脱节导致毕业大学生职业技能与就业岗位需求脱节。

　　杜伟林本科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在毕业工作的半年里，深刻地感受到实际工作需求与大学课本中知识的巨大偏差。“如果按照课本教的知识，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段本德也直言，把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企业还不如直接招一个有较多工作经验的人。

　　在段本德看来，大学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缺乏联动，根本不了解市场的真正需求。“很多老师对真正的市场并不了解。教课的大学老师都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技能，当然也培养不出市场需要的毕业生了。”

　　近期，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演讲时尖锐直言，“我们的理科课程落后世界70年，大量内容都是2000年以前的知识。课程内容陈旧，远离生活情况比较突出，学校常常用非科学的方法来传授科学，这些情况为什么不能改变？”

　　　　民营企业提振是解决青年失业的关键

　　“当前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孩子们最需要帮一把的时候。”在6月14日举办的四川全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推进会上，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鼓励企业，“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要用好就业支持政策，可招可不招的要招、可多可少的多招、可早可晚的早招，在带动就业等方面展现更大担当”。

　　今年以来，面对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出台了系列政策。

　　5月15日，人社部、教育部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计划聚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岁至24岁青年，全年将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确保有见习意愿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都能获得见习机会。

　　5月1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4月，工信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3年全国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

　　4月，人社部启动实施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

　　在李实看来，短期内的各类促进就业政策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年就业压力。但这类政策只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短期需求，对于周期性失业等中长期问题，关键还是要靠促进经济增长。

　　张成刚也认为，现在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矛盾是需求下降导致的岗位创造不足，因此解决办法主要还是要围绕经济建设。企业预期转弱、信心不足仍然存在，转变企业的预期是关键。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是中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全国工商联统计，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的占比超过了80%，而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了90%。

　　数据还显示，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国企的3倍-3.4倍（2020年分别约636万和185万）。同时，国企由于集约化大生产特性，单位产出所创造就业岗位仍有下降趋势，2010年至2020年间，国企创造的就业岗位总体减少947万，约占总数的14.5%。从2015年至2020年，每增加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民企可以增加12.4万个就业岗位，而国企为负数。

　　对此，李实等多位专家表示，当前缓解青年人就业压力的关键举措之一就是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让民营企业发展好，创造就业岗位，迎接接下来更为气势汹涌的就业潮，应当是中国当下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除了让民企发展壮大，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青年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与市场的适配程度。对此，教育体系改革刻不容缓。

　　对此，易定红建议，教育部门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加强学校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普通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技能培训要顺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培养与市场需求相一致的人才。

　　李实提出，当前高校的专业、学科设置都是教育部规定的，很多所教内容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高校的教育要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大学教育是整个市场经济框架中的一部分，通过市场化手段调整教育的学科设置，让高校拥有独立的办学环境对教育体系改革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李实建议，除了学好知识、增强技能培训，青年人也要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意识到自身应加强什么技能去适应工作，才能独立判断出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以及判断出行业发展的趋势。“国外的大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青年人才能获得独立人格，不会人云亦云，毕业后才有信心和勇气参与到就业竞争中去。”李实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洪莫、张雨蒙、杜伟林、李慧文、张延佳、桃子、小单、张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