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数”走向“复数”(2)

　　如果说双雪涛是以名字抵抗遗忘，通过记忆重构自我身份，那么，班宇的后记忆书写则将过去牵引到现在，如同美杜莎的目光，将逝去的过往石化为今天的镜像。记忆有着双向度的指向，既指向过去，又通向未来。同时，也聚焦于当下。正是有了映照于过去时代的镜像，才能清晰呈现时代创伤遗留的疮痂。于是，我们看到，班宇笔下的很多人物，仿佛是从老照片中走出，以黑白底色过滤掉了时代缤纷的色彩，呈现出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即“真正同时代的人，是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他们总是与自己的时代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行关系，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葆有浪漫主义激情，幻想着打造空中道路。空中汽车司机就像开吊车一样，可以把乘客用长长的吊杆抡到任何指定地点。“空中道路，你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显然，这种虚无缥缈、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凭空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荒诞规划，暴露出李承杰无论是工作能力、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与时代之间都存在着无法磨合的龃龉，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悲剧注脚。《肃杀》中的肖树斌下岗失业，即使有做饭的手艺也不愿找份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球赛。对于肖树斌而言，他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身份，唯有足球这种能够引发荣誉感和归属感的大型体育活动，才能让他重新找到心灵慰藉。他将自己黄金时代的记忆，投射到了当下的语境中，以扭曲的幻象排挤残酷的现实，最终让自己沉沦在过去的阴影里，构成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如同《逍遥游》中重病的徐玲玲追求的逍遥游，实际上却是一场最为心力交瘁的旅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是自觉地担负起了书写一个时代的使命。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书写作为“父一辈”的工人阶级，在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光后，为寻求身份认同所经历的困惑、痛苦、彷徨、沦落，乃至不甘、抗争与追求，从而进一步揭示“共和国长子”在时代重大变革中留存的创伤记忆。所以，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在跷跷板下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写?我想，这也是新东北文学引发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然而，从另一个维度看，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记忆的领域填充着幻想和投射，正如赫希所说，“呈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形象，以及被我们从现在带入过去、以期找到自我问题答案的隐喻和结构，可以成为记忆的屏幕，帮助我们投射现在或者永恒的需求与愿望，并为我们阻挡其他形象，其他尚未进入意识的问题”。当单向度的记忆色调弥散开来，在唤醒我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其他应有的色彩。由此，有关父辈记忆的“白日焰火”，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苦难消费，将东北晕染成一块唯有锈色的地带。或许，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危机，他们对东北暂时的疏离既是表达某种“去标签化”的“独立宣言”，同时，也是“缓步”之后的深度思考。我相信，东北依然会是他们文学世界的底色，正像班宇所说的，“我毕竟还生活在这片土地，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不但没有‘去东北化’，我反而是在继续书写东北。我把今天的我感受到的东北样貌，身边人的生命困惑，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这是我继续的一个部分”。当然，如何“继续”是作家自由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文学东北应该由单数变为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交汇，填补段落之间的空白，呈现多维度的历史切割面，以及文学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