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年》看“家”的变迁

　　人对生命季节的敏感，大抵都从中年开始。与生理、心智和情感同期发生变化的，是外部生活压力在庸常世俗中层层累积，“仿佛一道道沙埋上来”，底下蛰伏着职变、婚变、衰老、病变等等隐忧和危机。从社会时间与生理时间交织的汹涌暗流中蹚过，经时光雕琢的人生才慢慢步入成熟。正在央视和爱奇艺播出、根据伊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熟年》，讲述倪家三代家庭成员的内外危机与成长故事。

　　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开场于倪家老太太的生日家宴当天，老二倪伟强突然离家出走，这是故事从一开始就抛给观众的最大悬念。

　　精心组织宴席的女主人、看似拥有完美人生的熟年精英女士张春梅，在更年期迎头遭遇婚姻危机。随剧情展开，中国家庭有可能面临的各种生活难题逐一上演:年近八十的倪老太太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养老看护成为大难题;50多岁的倪伟民、吴二琥与儿子儿媳共住“老破小”屋檐下，不断引发婆媳冲突;40多岁的张春梅在丈夫离开后,儿子闹退学，自己的事业危机也接踵而至;30多岁的倪伟贞追求个体自由，闪婚后麻烦不断;20多岁的倪俊与刘红艳焦虑于买房;18岁的倪斯楠渴望按自己意愿选择未来……《熟年》按照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关系编织三组样本家庭的情节脉络，试图全景式覆盖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生活情态，剧中角色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困在各自人生阶段的难题里，现实压力绵延不绝。

　　从剧情来看，这些内容继承着中国式家庭的烟火气，也是家庭剧的常见桥段。不同的是，剧作似乎放弃了惯常情节剧式的连锁反应，倪家三组人物故事在共同的大家庭平台上平行展开，不涉及第三者插足、原生家庭问题，没有恶婆婆，没有绝对的反派，没有刻意制造焦虑……那么，究竟是什么引爆了大家庭的混乱和失控?

　　家庭条件最好的老二家首先出事，“要自由”的倪伟强决定换活法，他的离家出走撕开了“完美家庭”的表象;里外操持的张春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一辈子“不自由”的老大为不同的养老观念跟老二爆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争吵;“最自由”的老三倪伟贞闪婚、隐婚，甚至选择独自养育孩子。配角人物同样，眼里只有丈夫、儿子的吴二琥最终接受儿子结婚后就“失去”了儿子;倪斯楠退学“做自己”，又在见识了社会后重返学校;倪俊与何志超被事态逼到无路可退时才开始长大……种种人格的裂变和不适、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变化，流露出不同社会阶层面临的精神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家庭伦理困境，这些困境有的表现为外在现实压力，更多则来自心理现实。

　　日常生活背景板上，《熟年》将现代社会演变中的心理问题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推到前景，让人物的心理困境成为推倒既有生活秩序的最后一张骨牌——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我就这么失败吗?如何面对衰老?活给别人看，还是为自己活?……这些精神层面的疑问和矛盾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变迁而来，深刻呼应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保守与求变的碰撞，以家庭问题的面目出现并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人们在婚姻、情感等不同层面的挑战。

　　现代人的情感波谱与心理问诊

　　在探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个体化现象时，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曾指出情感的现代化问题——现代人个体化程度的提高，造成人际关系的短暂和不确定性。只有改变人际联系的构造，重塑人的个体性，才可能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协调与平衡。都市家庭剧在重塑人的个体性与维系社会平衡中，发挥着隐形却巨大的桥梁作用。

　　后物质时代的都市人不经意间就会惶惑于意义感缺失的瞬间，这是情感现代化不适的文化症候。《熟年》中女主角张春梅对家人的爱并没有因为岁月沉淀变得醇厚，反而成为丈夫和儿子的束缚?近二十年忘我付出的爱、委曲求全的爱竟然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旧有的工作方式和社会地位突然遭遇新兴行业的威胁，表面风光，内心崩盘，春梅面临的不仅是婚姻的不稳定，还有事业上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所造成的危机。

　　倪伟强突然决定换个活法要跟张春梅离婚，要活出自我，然而甩开一切就能找到自由吗?倪伟强逃离、反抗的是什么，反抗的意义又是什么?一切打碎之后，到底有没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离婚后的他跟春梅的后半段人生如何继续?这些内容拓展了家庭剧的情节空间，让观众注意到，传统家庭的情感链接不复存在，可是新型的、独立自主的情感主体却尚未建立，被按下暂停键的情感尴尬地处于“不再”和“尚未”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