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这些故事在心中回旋，让我难以忘怀、难以平静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这些故事在心中回旋，让我难以忘怀、难以平静

　　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对这段特殊历史的学习，也是对文学创作、小说写作的重新学习，既是对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对文学创作的再认识。“《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吧。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得知《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奖的消息后，作家孙甘露如是说。这是继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后，《千里江山图》再获殊荣。由《收获》长篇小说专号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山图》，也成为《收获》杂志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手聚力打造当代原创文学上海出版高地的又一重大成果。作为孙甘露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自问世以来备受各方关注。在以精彩的故事讲述党的地下工作者们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浴血奋斗和生死较量的同时，小说以文学的品格刷新了许多人对于红色题材书写的既有印象。作为一本烛照现实、细节满满的革命现实主义“红色新经典”，《千里江山图》以文学的方式想象和呈现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借一幅传世名画形成了“叙事麦格芬”，沉稳练达地叙述着历史长夜里的生死较量、时代演进中的信仰对决。

　　“从酝酿、构思、采访、查阅历史材料再到动手写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对这段特殊历史的学习，也是对文学创作、小说写作的重新学习，既是对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对文学创作的再认识。书中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以及从那时延续下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通过这次写作，我对它们都重新进行了回溯。”孙甘露说。这是自先锋文学走来的作家，对历史的一次深度回溯和重新打量。在写作《千里江山图》前期的大量准备工作，和对专家的请教中，孙甘露发现，这段历史比现在能写出来的远远丰富、精彩得多，因此小说结构中真实与创作相互缠绕，形成了意味丰厚的内涵。

　　小说中，特派员陈千里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执行将中央领导安全转移到苏区的绝密计划。无数地下工作者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无言的奉献与牺牲，经由孙甘露的写作浮出水面。在富有强烈感染力的人物塑造中，《千里江山图》似一幅长卷，如一封长信，描绘出一代理想主义者浴血奋斗追寻光明的精神图谱，叙写了他们留存于历史中、传递给当代人的心灵密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整部小说洋溢着英雄史诗般的悲悯气质。

　　多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就提出，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在孙甘露身上特别明显。当下，程永新进一步表示，《千里江山图》拥有明显的戏剧结构，“从形式上看，一个诗人从彼岸回到此岸，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彼岸，做了一次横渡长江的写作”。《千里江山图》中许多情节的发生地，在孙甘露的多次实地踏访和街巷徘徊中，与脑海中的历史场景重叠。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他凭借历史材料一笔一画勾勒上世纪30年代上海种种社会面貌与生活细节。如评论家任智峰所言，《千里江山图》带有典型的“风物志”特性的历史书写——打捞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历史“细节”，以风物志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出来。小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物”，这些“物”不是冰冷的物理性存在，而是历史的肌理，经由这样的书写，孙甘露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细节，图绘了关于时代的肖像。

　　在致敬革命历史文学传统的同时，孙甘露在写作中融入先锋文学叙事诗学，在小说结构、小说空间、人物塑造和情感世界的描摹上，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创造了独特的小说美学风格。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千里江山图》兼具明和暗的交织、光和影的流动、静与动的呼应、快与慢的辩证，小说呈现出类似于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他以《千里江山图》重建了我们对上海的文学想象。”评论家张莉说，“他写了一个红色隐秘的故事，把都市里我们看不见的部分翻转，重建了上海的风景。两个上海都在这个作品中流动：一个是日常的都市，还有一个是红色血脉下隐秘行动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水乳相融，既惊心动魄又有日常感。他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学版图里奠定了上海红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