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未完成的遗作，《正红旗下》回家了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遗作，写于1961年底至1962年，大约八万字。小说没有写完。于是之先生曾感慨：“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1984年，由于是之老师提议，李龙云开始着手将《正红旗下》改编为话剧。其间，几经挫折。1999年，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李龙云终于将剧本完成。由于种种原因，彼时，北京人艺未能排演此剧。2000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次将此剧搬上舞台(导演查丽芳)。2023年新年伊始，冯远征、闫锐联合导演，终于将此剧搬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正红旗下》历经艰难，终于回家了。

　　李龙云剧本：改编老舍小说的难点所在

　　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小井胡同》传承了老舍先生“京味儿话剧”的美学精神，他是一位有诗情的剧作家，也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他并不满足于《正红旗下》，后来又创作了描写北京“庚子之难”的第二部《国事》、第三部《天下事》剧作，合称《天朝上邦三部曲》。北京人艺此次搬演《正红旗下》，对李龙云的剧本进行了一些删减，并把《国事》《天下事》的一些情节挪用过来，整体来看，是恰当的。

　　改编《正红旗下》的难点有二：

　　一是要以原小说为基础，以恰当的戏剧结构和形式，续写、补写小说中未能完成的情节与人物。在把握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以及描绘晚清北京的风俗画卷等方面，李龙云颇得老舍先生真传，除了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著中的主要人物之外，李龙云还创造性地续写了一些人物和情节，有许多地方极为精彩：比如，剧中那个用自己的老婆去换了一对蓝乌头鸽子的博胜之，在老婆上吊自杀之后，居然又为了撑面子去厚葬她，还口口声声说：“咱们没办过一丁点儿对不住她的事！”实在荒唐至极；又比如，大姐夫多甫效仿岳飞，要在背上刺字“精忠报国”的情节，等等。《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小说的叙事者是“我”——老舍。李龙云在改编话剧时，也让老舍先生出场，成为整部剧的叙事人，巧妙地解决了戏剧结构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1966年，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身亡，留下了未完成的遗作。因此，作为叙事人的老舍先生只是一半意义上的叙事者，另一半则是剧作家李龙云想象中的老舍，也是现实文化语境之中欲说还休的老舍，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叙事者。作为第二作者的剧作家李龙云，因此无法彻底地站在去世前的老舍先生的立场上回溯自己的家族史，只能借剧中老舍之口，抒发自己对先生的敬意，书写自己对于时代、民族、百姓命运的感慨。在我看来，剧中的叙事立场是不彻底的，这种虚构的老舍先生的叙事立场，也导致了该剧主旨表达方面的某些问题。

　　改编《正红旗下》的难点之二在于：该剧的主旨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叙述剧中所涉及的义和团运动、庚子之变以及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政治、文化冲突？老舍先生1960年曾经写过一部话剧《神拳》，以彼时的政治正确观念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李龙云在《天朝上邦三部曲》中与老舍先生有所不同，他在肯定的前提下，以启蒙主义的立场审视了国民性中的蒙昧落后。李龙云非常巧妙地把老舍笔下家族中大姐婆婆和姑母两个老太太“斗心眼”的戏与庚子年间北京沦陷前民众对宫廷政治斗争的议论串联在一起(第九场)，将两个老太太“斗心眼”的蒙昧与宫廷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政治斗争进行对比，写出了上至皇族、下至国民的群体蒙昧，批判了前现代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格的畸形与落后。然而，李龙云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朦胧的，不彻底的，这也导致了他在把握宏大历史叙事时的某种偏差。比如，在老舍父亲战死“南恒裕”粮店一场戏中，父亲对福海二哥说：我一辈子老是让别人支使着，一辈子没尝过支使别人是什么滋味。要是皇上混到我这步，眼瞅着就要晏驾了，他该跟大臣们怎么说呢？他一准儿得说：福海！跪安吧！这一笔让人感觉别扭和奇怪。做了一辈子好人的父亲，怎么会在死之前反而想要去做皇帝支使别人呢？这一笔既削弱了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也使得该剧的思想性打了折扣。再有，剧中最后一场戏写报国寺郎月大师率僧众殉国，写得也很别扭。对于蒙昧国民意识的批判力度被虚高的群体激情所冲淡，实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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