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作文作画与做官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1693—17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其父是个私塾先生。郑板桥从三岁起就随父识字读书，史称其“生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郑板桥自己也说，打小“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树立，不苟同俗”。作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却能自觉向原始儒学靠近，像孔子要求的那样，奋力挣脱“小人儒”，回归“君子儒”，特立独行，作文、作画、做官，都有惊世之举、非凡成就。

　　◆重史重艺

　　做天地间有用之士

　　据《郑板桥年表》，郑板桥于乾隆元年（1736）考中进士，时年44岁。第二年，由北京南归扬州，与好友顾万峰相遇，顾万峰作《赠板桥郑大进士》诗，其中有句曰：“亦有争奇不可解，狂言欲发愁人骇。下笔无令愧《六经》，立功要使能千载。”郑板桥“狂达”“狂言”，直抒胸臆，为文竟要力追原始儒学《六经》，为官也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

　　孔子授徒，所教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艺，多是当时能让弟子立世、用世的实学，并叮嘱弟子们要“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自己也不讳言“多能鄙事”，还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郑板桥力拒程朱误导，遥承原始儒学重才艺这一光辉传统，反对读死书、著空文，怒问：那结果，“究何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怒斥：“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他认为：“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亦可以化乡党而教训子弟。”要像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学先圣一样，积极做利国、利民、利乡之事。所以他不尚空言，而务实学，多才多艺，既悟“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之道，施之于政，而为循吏，又娴诗文书画之技，以作“糊口觅食之资”，于国于己，皆有大用之才可依，其人生之精彩有味，实得于此。

　　郑板桥十六岁学填词，二十二岁开始绘画创作，此后不久，即小有名气，经常为人写字作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年纪轻轻，已能靠卖字画缓解家中困境。六十一岁时罢官还乡，郑板桥又前往扬州，以卖书画诗文为生，正如其诗中所述：“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正是扎实而曼妙的人文才艺，滋润了辉耀了郑板桥的晚境，也为那个时代耸起一个君子儒的生命高度。

　　◆绝陈务新

　　创自古来唯我之品

　　郑板桥自觉抵制复古之风，力求师法自然，立足现实，论画主张“以造物为师”，论诗主张“即情即景”，论文主张“切于日用”，自己的作品，必“自出己意”、自铸新格。“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

　　郑板桥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他写信鼓励友人江昱、江恂兄弟说：你们哥俩“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我愿戴军帽、穿军服，“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其实，郑板桥早已给自己的诗文书画，定下了唯我独有的创作宗旨。他在《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中直言：自己所作“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今无古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所以郑板桥的作品，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自成一家”。

　　郑板桥的诗和词，时称“别调”，且多“挚语”。诗言情述事，恻恻动人，不拘体格，兴至则成。词又胜于诗，不肯作熟语，吊古摅怀，慷慨啸傲，尤擅胜场。他的文章尤为宏博雄丽，特别是所写家书，皆老成忠厚之言，情真语挚，感人至深，“皆不可磨灭文字”。

　　郑板桥的书法，以隶、楷、行三体相参，古秀独绝，自称六分半书，极瘦硬之致，间以画法行之。蒋士铨有诗赞之曰：“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

　　郑板桥的画，天资奇纵，兰、竹、石，随意挥洒，皆非凡手所能。画竹更是横空出世，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一格高标，无人能及。所作论画文字，充溢真气、真意、真趣，卓识妙悟，如天机乍泄，不仅是画界至论，也是随笔神品，任谁读之，都会情不自禁为美沉醉。

　　◆担当敢为

　　造拯世亲民致治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