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怎样选诗读诗？

　　文史漫谈——钱锺书先生怎样选诗读诗?——从《宋诗选注》到《钱锺书选唐诗》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曾载一桩旧案: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阶段性地完成“毛选”翻译后，钱先生回到社科院，却发现原先供职的外文所“回不去了”，只好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借调”到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选本工作。这段轶事旧案，如今仍在中国社科院广为流传，外文所前辈笑称这是文学所对钱锺书先生的“久借不还”，而文学所的职工却格外感念这段经历之荣幸，因为钱先生不仅在学问上垂范后学，本人也为文学所做了许多工作。

　　与《唐诗选》先后经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乔象锺、王水照等多人接力合选合注不同，《宋诗选注》的编选全为钱锺书先生一人之功，杨绛先生回忆道: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

　　不过，即便一家一家翻诗集，一首一首选作品，钱先生的选载速度仍可谓惊人，1956年着手撰写，1957年已然成稿，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出书，书的封面上有三行文字标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书名用书法题签，题签者据说是沈尹默先生。《宋诗选注》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见解，饱受好评，至1992年便有七次重印，且书后附有重印附记。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责编弥松颐先生回忆，1978年后《宋诗选注》的书名题签发生变化，当时曾请钱先生本人题写书名，后来又换用了杨绛先生的书法——他们晚年喜爱互相题签。这一点在《我们仨》中也有佐证: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据资料显示，钱杨二位先生的互相题签不限于上述两本著作，杨先生题签的还有《围城》《谈艺录》等，钱先生的题签还有《洗澡》《干校六记》等。

　　说归正传。《宋诗选注》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成为选本中的经典。虽然在1958年底的“拔白旗”运动中，钱先生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贻、曹道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黄肃秋等，都集中写文章对该书的“资产阶级观点”做过批评，但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1959年在《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文，对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后，夏承焘又发表了《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再次说了公道话。

　　相比之下，《唐诗选》虽然也是由社科院文学所编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经过多次选注、删改、审订，又度过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唐诗选》的出版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钱先生亦曾参与《唐诗选》编纂，但这段经历却不很开心。编选《唐诗选》时，钱先生在选定篇目、作品讨论、考辨评点等过程均付出心血，尤其在晚唐中小家部分更是花了不少功夫，下了很大气力。但由于后期选本标准政治挂帅，编选组遂对原稿大删大改，钱先生做的稿子被删改得所剩不多。同时，在修改过程中还加入了后来被证明是伪作的回鹘诗人坎曼尔的诗——因为郭沫若曾对其高度评价。直至最终付梓前，钱先生仍坚决表示此选本不署自己的名，他对《唐诗选》的编订持保留意见。

　　关于钱先生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杨绛先生非常理解。为了帮他排解郁闷，她鼓励钱先生独立选一部唐诗，“专门选给她看”。钱先生接受提议，遂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并由杨先生誊写抄录作为日课。这项选诗和抄诗的工作，自1983年陆续开始，1985年成为“日课”，至1991年止，历时八年，初题写集名为《全唐诗录》。由于不抱商业目的，也不受组织干预，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随性”的选本。对比来看，《唐诗选》是为“唐代诗人的诗歌选”，而《钱锺书选唐诗》则是“有唐一代诗歌的选集”;《唐诗选》是板着面孔的严肃文学的展览，《钱锺书选唐诗》则力图展示活泼泼的唐诗的方方面面。《唐诗选》共选了130余位诗人的630多首作品，《全唐诗录》则选了308位诗人的1997首作品，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这多少可以弥补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唐诗选》里杜甫选了71首，白居易选了30首，《全唐诗录》中杜甫却选了174首，白居易选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64首，《全唐诗录》却只选了23首。显然，钱先生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