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的文学主张与齐梁诗风新变

　　沈约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一代辞宗”(《南史·任昉传》)。他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写作，在新体诗的形成与齐梁诗风的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

　　沈约的文学主张

　　沈约的文学主张，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现论之如下。

　　其一，文章“三易”说。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有“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易见事”中的“事”，即是典故与成语，将其用于诗文写作的目的在于明理证义。尤其是诗歌，其创作多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在不适宜抽象说理处，需借助用典表情达意。沈约认为诗文写作无须使用生涩冷僻的典故，而需明白晓畅，使读者见事知意。“易识字”指向用字，沈约认为作文需以通用常见字为主，不提倡以古奥生僻字作诗为文。因诗文是个人情志的表达，如若字句诡异，令人费解，实不可为训且无意义。这与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中“避诡异”的文字练择观不谋而合。“易读诵”在于诗文的语言要声调和谐，吟诵时协调流畅，易于上口。中国古典诗歌原本与音乐密不可分，早期诗歌如《诗经》等皆可入乐，只是随着时代与诗体的发展，二者关系才逐渐淡化。诗歌由以歌咏为主渐趋转向以诵读为主。沈约“易读诵”的提出，便是对诵读音乐美的强调。

　　其二，永明“声律论”，即“四声八病”。该论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从音律、音韵等角度对诗歌创作提出种种规范和避忌，是对诗歌语言极为精细化的一种具体要求。沈约等人强调声音的排列组合规律，并将这一规律运用于五言诗歌的创作中，使得诗歌读来浮鼓相应，唇吻流利，从而呈现出“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南史·陆厥传》)的完美效果，并最终形成了“永明体”。而“声律论”的具体内容，则是运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合理安排诗歌语言，避开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其中，前四种病表述明确，主要指某些对应的位置须避同声;后四种病多是举例说明，且较前四种病更为复杂，涉及避同韵母、同声母等问题。

　　其三，文学发展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对历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做出探讨。尤其论述了文学的起源与自远古至刘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沈约认为诗歌是人内心激荡感情的外现，所谓“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外物的感召触动了人的心志，心志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便发而为诗。因此，“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即文学的肇始与人类的出现一样远久。而在对历代文学发展的论述中，以“通”“变”贯穿始终。“通”即继承，例如指出两汉至建安以来作品，“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变”则指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体三变，其原因在于“赏好异情”，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同时，沈约对文学创作中“文”“情”关系展开讨论，主张“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即诗文创作以“情”来组织文辞，文辞也须润饰情质，以达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沈约诗歌对文学主张的实践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与任昉享有“沈诗任笔”之誉，所谓“诗多而能者沈约”(《梁书·何逊传》)。沈约的诗歌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颇具特色。而他的诗歌创作对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长于抒情，感情真挚，婉切动人。钟嵘《诗品》评价沈约诗“长于清怨”，即是说其诗善于感叹身世遭遇与时代之思，蕴藏着诗人丰富充沛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有时是坦率直白的表露，如送别朋友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共情今古，感人至深。再如怀念故人的《怀旧诗》(九首)，每一首怀悼一位亡故的朋友，情深如许。有时则表现为“借题发挥”，将压抑的深沉情感借古题表达。如乐府诗《东武吟行》，即借古题抒发自己的伤时之感。同时，沈约诗歌的写景状物亦十分形象生动，他既重情文，又不偏废形文。山水诗如《早发定山》，以“标峰”“置岭”“忽斜”“复抓”“未落”“欲燃”等词组，描绘定山奇伟。《八咏诗·被褐守山东》有“两溪共一泻，水洁望如空”，读之即见溪水之清洁灵动。可以说，沈约诗歌的情感表达是对其“以情纬文，以文披质”这一为文理念的实践。

　　其二，注重自然，追求平易。这正是对其文章“三易说”在诗歌领域的实践。沈约的《别范安成》《休沐寄怀》《古意》《早发定山》等篇，明白如话，浅显易懂，无难识之字。尤其是《别范安成》中“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一联，《文选》李善注认为化用了《韩非子》中周人张敏与高惠友善，张想念高，梦中往寻，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该联巧妙贴切而不露穿凿痕迹的手法，正是“易见事”的典范。同时，沈约还主张向民歌学习，采俗语入诗，认为诗文要适合一般士人诵读，故而其诗能“见重闾里，诵咏成音”(钟嵘《诗品》)。